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之所以不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是完全建立在家庭或家族之上的社会。是家庭或家族而不是个人，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小、也是最基本的单位。个人几乎完全消解在家庭或家族之中。费正清曾说：“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的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4](p.21)梁启超也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5](p.154)张东荪则说：“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而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6](p.8)而费孝通则认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这里的“差序格局”实际上就是以家庭或家族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主轴形成的社会圈子，每一个家庭或家族就是一个小社会圈子。正因为如此，“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将中国人囿于其中，从而使中国人缺乏公共生活，公共性也得不到很好的发育。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差序格局”的社会构造不可能成为公共性发育和成长的沃土。[7]所以在历史上，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很强，而社会观念或公共观念则相对较弱。

　　近代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公共性建设进行探索。如民国时期在推进公共性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种报刊的繁荣发展，政党报刊、商业报刊和同人报刊等都具备一定的公共性。有学者认为：“报纸和学会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政论性报刊的出现。”[8]然而，当时的公共性主要局限于一些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很多都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和商业利益因素，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的政权在公共性建设方面也有过一些尝试。如计划经济时期成立合作社，就是要建立人民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公共平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中去，这体现了一定的公共性。然而，历史证明，运动式的、街头式的公共性建设似乎并不适合中国，不仅没有在社会中建立健康有序的公共空间，也没有在人民生活中形成成熟理性的公共观念。

　　可见，公共性不足的问题乃是中国社会的沉疴，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社会建设实际上也是公共性建设，构建公共商谈平台，让公众广泛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当下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无疑为公共性建设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平台，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平台。互联网给了公众以平等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关心的问题发表观点，提出见解，进行商谈。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媒介，不仅改变了以往的新闻和信息传播格局，而且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9]互联网的发展确实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舆论生成逻辑，建立起多维度的、上下互动的舆论形成机制，使舆论主体呈现出异质、多元和互为主体的特征，为公共性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搭建了平台。互联网公共性的产生，无疑会对中国社会进步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加速社会进步的步伐。

　　然而，有了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带来公共性。因为公共性除了要有开放的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之外，还需要有理性的交往和沟通。也就是说，公共性应当是由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成员经过广泛的、理性的自由辩论和平等商谈而形成的，并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承认。如果没有理性的交往和沟通精神，公共领域只是空的躯壳，公共价值无法得以完整呈现，公共性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形成。理性的交往和沟通，应当说是公共性的生命线]公共性应当是理性的呈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我国互联网所呈现的公共性仍然存在一定的不成熟性。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互联网自身带有一定的匿名性。在网络世界，网民通常是以某种虚拟的形象和身份与他人进行交往和沟通，交往行动也不再像现实中的社会行动那样依附于特定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互联网的这种匿名性无疑给网络舆论及公共性的形成带来了直接的伤害。如前所述，公共性的前提在于它的公开性和呈现性。当网民在公共议题的商谈互动中处于匿名状态时，无形之中就为其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提供了掩护，网民可以尽情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考虑后果。网民可以肆意发表言论，享受的快感，从而使个人以自由的名义伤害他人的自由成为现实，使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侵害他人的工具和自我发泄的场所。例如，一些网民散布谣言、披露隐私、发泄情绪、进行偏激的谩骂和人身攻击等，不仅给他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也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互联网公共性的不成熟性和非理性化集中表现在网络思想中。网络思想的不成熟性和非理性化，大体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泡沫化。泡沫化，可以说是当前网络思想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也是当下网络思想“繁而未荣”的关键所在。网络思想泡沫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数量的急剧膨胀。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每个网民都是网络思想的提供者，也是网络思想的传播者，这导致网络思想数量急剧增加。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过去的思想匮乏而是过剩。这又带来了另外一个烦恼，即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网络思想中选择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质量的持续下降。由于网民身份的匿名性、思想表达的随意性，网络思想的质量或价值开始明显下降，大量毫无任何价值的言论充斥网络，既有一些哗众取宠、人云亦云的只言片语，也有一些侮辱谩骂、恶意攻击的低俗言论。思想的价值贵在创新，贵在积极向上，贵在能够指导实践。[11]如果网络思想仅仅只是一些简单的重复或情绪的宣泄，既不经过理性提升，又不解决实际问题，那么这种思想是毫无价值的，只是一种“思想的泡沫”。

　　第二，民粹化。互联网的发展让网络民粹主义随之盛行。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型民粹主义。“与传统民粹主义不同的是，网络民粹主义具有明显的非核心性信息的开放式传播使得每个传播者既可能是人民，也可能是领导者。”[12]正因为如此，网络民粹主义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而又系统的思想体系，有的只是一些特定的、分散的口号和诉求，常常表现为破而无立。

　　网络民粹主义抢占话语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在舆论中利用话语标签或口号，将人民与官员、富豪简单地对立起来，以图“将事情闹大”。在民粹主义那里，人民与官员、富豪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人民是善良、正义的代表，而官员和富豪则是邪恶、不公的代表。于是，仇官和仇富也就成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核心口号，以赢得道德上的制高点。所以，在众多网络事件中，“贪官”、“富豪”、“官二代”、“富二代”等成了网络舆论中最常见的字眼。

　　第三，情绪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网络思想正被一种负性情绪所笼罩。互联网已逐渐成为部分网民宣泄不满情绪的场所。这其中虽然有众多社会现实的原因，但也与网民自身心智的不够成熟有关。